2014年的大年初一，一架由贵阳飞往海口的航班抵达海口后，机上100余名旅客拒绝下机，要求某航空公司解决在贵阳机场发生的延误。一番谈判后，最终以500元成交。领到赔偿损失后，一旅客突然做撕钞票状，同时怒斥某航代办：莫欺我们贵州人穷，我们要的是说法，不是你们的赔偿！

　　某航代办的苦瓜脸和该旅客的豪言壮举，顿时令这场司空见惯的航班延误攻防战后的城下之盟有了几分异样的滋味。于是乎，昆明新机场处置航班延误用上了辣椒水驱散闹事的“空怒族”，重庆机场对疑似“空怒族”微博爆出的延误后“地勤殴打旅客”的言论及所谓视频，给予强硬回复：反映事实不存在，欲以法律手段解决不实投诉。这一官方微博的官方回复，一改以往面对投诉时的低声下气，多少让人诧异不止。诧异之余也就忘了追问如何法律解决。

　　诡异的是，航班延误对航空公司、旅客来讲，注定是一个双输的博弈，没有人能够从中获利，也没有人愿意对此甘之若饴，但最后还是要沦为旅客和承运人间壮怀激烈的抗争和对立，催生出我国第五十七个民族“空怒族”，演绎出一场场闹剧和悲剧。原本是利益共同体的他们，不能同甘也就罢了，竟然还不能共苦？！为什么面对共同的航班延误时，却不能共同面对航班延误？令人费解，无奈。

　　损失之解决，不外乎求偿或转嫁两策，求偿不得，转嫁亦可，这就是国人之本性，趋利避害同时也习惯单方面主张权利有意识忽略义务，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他人的利益，只要不是生死攸关，又有何妨？这一本性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都无法免俗。依此类推到航班延误困局，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理解恐龙（航空公司）和鸡蛋（旅客）的立场，而机场作为航空公司的代理人，它的立场就是航空公司的立场。

不同的利益诉求决定了立场的对立，也决定了阵营的划分，即便是面对共同的利益也是枉然。所以“空怒族”的种种逆袭，就成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