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新书《用企业家精神点燃时代引擎》近期将问世。《管理学家》杂志执行主编慕云五读阅此书后表示，“这既是一本具有时代感的著作，同时也是一本有着独特视角的历史著作。这个视角就是：企业家精神”。慕云五并从5个问题角度对这本书进行深入解读。

　　推动人类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作者的答案是企业家精神

　　这个问题亦可以等价于“财富产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先简要回顾一下历代思想家对此的认识历程。

　　1、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给出了经典的宏观的解释：看不见的手。财富产生的根本动力是人们追逐私利的本性，制度保障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将自利心与种种美德结合起来，在他与休谟的共同努力下，道德和财富的矛盾得到统一。商人的品质或者说企业家精神获得了承认。

　　2、百余年后，经济学家马歇尔进一步认为：企业家是产业这个车轮的轴心，这个轴心承担着市场结构活动的全部负荷。

　　3、熊彼特从均衡体系内部寻找到了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创新，而实现创新的角色就是企业家。但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的企业家并不特指某个阶层，而是一种行为状态：企业家做出破坏性创造，从而改变均衡获得超额利润那个状态，超额利润逐渐下滑并趋于均衡的守成阶段就不是企业家了。

　　4、与熊彼特不同，钱德勒版本的企业家精神由经理人来承担，他更看重组织和管理，他认为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即是拿薪水的经理人阶层。

　　以上观点皆认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价值，而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角度是不尽相同的。本书的创新之一即是对企业和企业家的概念作出了新的定义：

　　持续理性地确定财富的过程就是企业行为，首先，财富是沧桑变化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财富观。正因财富的概念是变化的，所以需要持续不断地予以确定。第二，财富是被确定出来的，理性地确定财富则包括两个含义， 一是发现获取，二是创造形成，进而推之，围绕着实现这一过程而构建的组织就是企业组织，那么领导和管理着这个组织、并使之成功地运行的代表人物就是企业家。

　　作者将企业家精神上升为时代精神。他认为企业家具备的一般人格特质包括：进取精神、创新精神、契约精神、诚信精神、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和民族精神。而这些特质还不能精确地描述出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属性，作者从四个角度(平等观念-旧的等级观念，契约观念-旧的人治观念，创新观念-守旧的观念，诚信观念-权变的观念)展开分析，指出了市场经济时代精神(企业家精神)与自然经济时代精神(骑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和士大夫精神)的区别。同时，作者论述了东西方社会精神民本和人本的差异。

　　至此，作者其实已经准备好回答下一个关键问题了。

　　中国传统文化能否产生企业家精神？

　　这个问题，困扰了中国几代学人。也困扰了马克斯·韦伯，尽管在思想研究层面上，他也是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韦伯的巨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加上十年后的《儒教与道教》，给东方产生企业家精神的可能判了死刑。作者不同意这个论断，他发现韦伯在其著作中提到“用于研究中国的资料更是奇缺，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就更应该谦逊地估量自己著作的价值了，上述这些原因使得我们的研究无疑具有一种暂时的性质，那些论述亚洲的部分尤其如此 。”韦伯这个重要的严谨的表述，被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由于时代的局限，韦伯没有来得及看到东方的日本以及华人企业家的成就，在他之后几十年的同行学者本尼迪克特就幸运得多了。

　　此外，韦伯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宗教社会学，而完全用宗教的视角审视中国文化传统显然是不完备的，尽管他采用了数量惊人的中国古代文献。值得一提的是，有研究认为，二战后美国学者为塑造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需要，重新发现了韦伯，并塑造了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无上地位。与此相对应的是，迟至1960年代，韦伯比肩迪尔凯姆、马克思的社会学大师的席位才得以确立。

　　厘清韦伯的观点之后，作者对企业家精神在欧洲和日本的动态变迁做出了富有大历史感的梳理，并指出在时代精神转型中传统文化之积极因子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论述欧洲变迁时作者指出：在当时的社会大变革中，欧洲选择的并不是摧毁作为社会道德力量的宗教，也没有打倒骑士道，而是有力地弘扬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子。巧妙地实现了骑士道精神向企业家精神的转型。正如马克斯·韦伯说的：“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解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相反确实是用一种新型的控制取代先前的控制”

　　作者对日本企业家精神形成的研究是深入而全面的，日本现在被视为西方国家，但是日本的文化传统又主要的来自于中国的影响。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向企业家精神转型的积极因子又是什么呢？作者认为，在思想层面，儒家的“合理谋利”(孔子)、“恒产恒心”、“产权界定”、“分工”(孟子)、“创新”(《大学》)等积极因子，皆早于西方千年以上。在宗教层面，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出现了类似千年后加尔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家马祖道一和百丈怀海，他们主张“农禅”，不涉生计的宗教得到彻底的世俗化。

　　至此，可以解答第二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具备能够产生企业家精神的积极因子，但遗憾的是，由于文化中不积极的因子过于强大，制度层面也有重重阻碍，事实上，中国的企业家精神转型并不顺利。作者指出：再好的因子(种子)，如果没有肥沃的土壤，也难成就参天巨树。

　　中国企业家阶层的产生和壮大还有哪些文化、制度层面的阻碍？

　　作者认为：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薄弱和企业家精神的缺乏是一个深层次的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突出的现实问题。

　　首先是轻商文化对企业家精神形成了束缚：西汉以后，儒家思想中，有利于巩固皇权统治的因子被弘扬，而体现在儒学中的原始商业精神的因子被偷梁换柱地贬弃了。于是，中国社会上就有了无商不奸的观念，这个观念仿佛形成一个“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家群体的涌现，这和欧洲宗教改革之前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情况一样。